新華網記者 魯暢

　　“鋪天蓋地的污言穢語讓我有一種溺水的感覺，但我知道自己需要站出來，如果連我自己都不去維權而選擇默默忍受的話，對我的身體、心理甚至性格都會產生非常大的負面影響。”

　　這是一位24歲女研究生生前接受采訪時的一段傾訴。當時她因染粉紅色頭發正遭受網暴，不久后女孩不堪網絡壓力抑郁而終。

　　當多數人認為網絡暴力是對準公眾人物“找茬”“蹭流量”的槍口時，它卻早已把普通人當作“獵物”……網暴給現實世界帶來的是慘烈且不公的反差：受害者遭受長久的心靈創傷，甚至付出生命的代價，網絡施暴者卻打著“法不責眾”的小算盤，消匿在網絡空間。

　　有人不禁要問，網暴受害者為何不拿起法律武器捍衛自身權益？答案就在一個“難”字。

　　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，網暴行為中涉及“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”的應由檢察機關提起公訴，而普通公民遭受的侮辱、誹謗等涉及人身攻擊的網暴行為，絕大多數需要通過自訴或民事訴訟的渠道主張權利。

　　這就給網暴受害者出了兩道維權難題：一方面，面對陌生網民的網暴行為，普通人幾乎沒有確定責任主體和取證調查的能力，即使尋求平臺企業幫助，也可能被企業以“需要保護用戶隱私”為由“婉拒”訴求，使得受害者難以提起自訴或民事訴訟請求；另一方面，針對網暴信息實際的擴散情況和負面影響，受害者收集起來同樣需要付出高昂的時間和經濟成本。面對海量的匿名網民和各個社交平臺出現的言論信息，網暴受害者的無助感可想而知。

　　從過往的案例看，依法治“暴”，必須有效降低受害者維權成本，建立快速打擊機制。要讓網暴受害者不再“一個人戰斗”，切實感受法治力量。

　　為此，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檢察院、公安部近日起草了《關于依法懲治網絡暴力違法犯罪的指導意見（征求意見稿）》。這次公布的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中，對準確適用法律、暢通訴訟程序、完善綜合治理措施等，作出更加明確具體、可操作的規定，表明了國家堅決治理網絡暴力的決心，為如何有效打擊網絡暴力提供了規范，具有重要意義。

　　在網絡技術不斷發展中，大型平臺企業普遍擁有較強的數據處理、內容審核等技術能力，須壓實主體責任，積極主動配合公安機關開展取證調查，快速鎖定相關賬號和資料信息，為受害者維權和下一步的打擊懲治工作做好基礎保障。

　　此次“兩高一部”公開征求意見，是我國懲治網絡暴力邁出的關鍵一步。但同時也要看到，懲治網暴行為還需要積極推動“自訴轉公訴”，通過進一步明確對侮辱、誹謗罪提起公訴的標準，激活“沉睡法條”，將網絡懲治納入刑法規制的常規范疇，以刑事處罰結果形成強大的震懾力。此前，“杭州女子取快遞被造謠出軌案”中，受害者以誹謗罪追究造謠者的刑事責任，最終由自訴轉為公訴。

　　相信在未來的司法實踐中，司法機關能夠凝聚更多合力，守護社會公平正義。